尚书升任大学士有多难？看似相差不大，却也不是踮踮脚就能够着的

陈康褀在《郎潜纪闻》中评价四朝元老潘世恩时说：“本朝耆臣，生加太傅者五人，重宴琼林者八人，状元作宰相者八人，唯潘文恭公兼之。又大拜不阶协办，枢廷不始学习，皆异数也。富贵寿考，子孙继武，公之福祉，三百年一人而已。”

其中“大拜不阶协办”，即指潘世恩于道光十三年，以吏部尚书被破格提拔为体仁阁大学士。按照正常思路，吏部尚书升任大学士应是水到渠成，何以说是“破格”呢？

雍正八年，定满汉大学士俱为正一品，尚书为从一品，比此前提升了半级。乾隆四年，正式增设从一品协办大学士，如宋之参知政事，为大学士之副职，地位高于六部尚书。

雍正以前，大学士出缺，例从各部尚书中拣选，但增设协办大学士之后，就从法律的层面规定大学士出缺，协办大学士为第一候选人；协办出缺，尚书为第一候选人，也就是说尚书升任大学士的概率大大降低了。

从实际执行层面来说大致也是如此，比如乾隆四年内阁的情况如下：

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

文华殿大学士：查郎阿；

武英殿大学士：福敏；

文渊阁大学士：赵国麟；

东阁大学士：徐本；

协办大学士：讷亲、三泰。

乾隆十一年，讷亲被提拔为保和殿大学士，而三泰致仕终其一生都没有升到大学士品级。

协办大学士设立之初，规定是满汉各一员，但是从乾隆朝开始执行得就不严格，大多数时候都高于二人，平均值维持在三人左右。如乾隆十四年，协办大学士就有阿克敦、陈大受、汪由敦、梁诗正四人，一满三汉。

乾隆年间由于协办大学士人员数量高于二人，所以尚书直接升任大学士的概率低于10%，尚书必须先升到协办，才有机会大拜。且不说是汉人，就是傅恒、福康安一类的椒房亲贵，也得按部就班来。

京师各衙门堂官的人事变动是十分频繁的，六部尚书互相调任也是司空见惯，从户部调兵部，从兵部调刑部，或者是从礼部调吏部。皇帝会根据官员的出身和实际行政能力量才施用。

大学士的情况就不同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大学士的人选都是相对固定的。满汉大臣一旦入阁大拜，只要不出现过错，皇帝都不会拿掉大学士的头衔。唯一变动的是殿阁衔，即从体仁阁转为武英殿，从武英殿转为文华殿。

清代汉大学士的平均年龄大致在55岁左右，平均退休年龄在65岁左右，也就是说在无灾无难的情况下在大学士任上至少要干满十年。期间大学士退一个由协办补上，协办大拜由尚书补上，人事更替的时间相对较长。

当然也有不经协办而直接升任大学士的情况，开篇提到的潘世恩只是其一。如乾隆六年，陈世倌以工部尚书超擢文渊阁大学士；乾隆十一年川陕总督庆复超擢文华殿大学士；乾隆三十六年漕运总督高晋超擢为文华殿大学士。

这也证明，皇帝在选择阁臣的时候往往会不拘一格，大学士出缺未必就会在尚书中挑选，各省总督也有机会直接入阁，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尚书入阁的概率。

清代同时期大学士数量以顺治朝为最多，最高峰是顺治十一年至十五年，多达15人。康熙朝的峰值为11人；雍正朝最多9人；乾隆朝最多8人。

从乾隆十三年定大学士“三殿三阁”制之后，大学士的数量显著减少，一直到乾隆晚年始终维持在4-5人左右，最多的时候也就6人。嘉庆亲政之后至清末，内阁大学士数量以4人居多。

大学士额定人数减少，自然晋升难度也大。各部尚书原本就不是大学士的第一候选人，在基数降低的情况下，入阁显得格外渺茫。

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大学士的官制和其他部院衙门不同，没有执行满汉复职制，人数也不是满汉各半。

比如从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六年，武英殿大学士只有阿桂一人，没有其他的满员和汉员。嘉庆朝以后，基本上都是一个殿阁衔下只设一员。满汉的配比也没有标准，有时满大学士多，有时汉大学士多。

大学士为文官最高品，不仅是官员本人地位的体现，同时也是国家脸面所在。从明代开始就规定“非翰林不入内阁”。

清代有满汉之分，而满员往往不具备高等级的科甲功名，在大学士任职资格上没有学历方面的要求。不过对于满员来说，出身很重要。

所谓的出身是指门第，满族贵州阶层可以享受特权，在仕进上相对通畅。尤其是外戚和勋臣之后，入阁的难度相对较低，而要是一般的旗人，除了通过自己的努力之外别无他法。

汉大学士拼的就是学历了，有清一代除了左宗棠一人是举人出身外，其他都是翰林，进士入阁的案例都不常见。

六部尚书除了吏部和礼部需进士出身之外，其他各部没有硬性的规定，大致科甲正途出身即可。那些非翰林进士出身的尚书，就被挡在了内阁大门之外。

此外，各部尚书能否升任大学士与本人的资历威望也有关系，入职时间更早、朝中威望更高的尚书才有机会入阁大拜。比如潘世恩，他就是凭借状元出身和三朝元老的身份被道光帝提拔入阁的。

所以说，尚书与大学士看似品级相差不大，却不是踮踮脚就能够的着的，对于绝大部分的高级官员来说，实际上尚书才是他们的仕途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