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先明确一点，魏蜀吴是不同阵营的割据政权，都是有其不同的利益诉求，这无可厚非。因此本文主要从东吴本身的战略抉择方面，讨论偷袭荆州的正确与否。

孙吴对刘备的荆州政权的预估过高。从军事战略角度讲取下荆州没错，但是形势上分析是极其错误的。自赤壁后的基本态势并没有随着刘备攻取益州后而发生改变，仍然是曹强，孙刘弱。

特别是220年吕蒙夺荆州，刘备都还处在消化新攻取的益州的阶段，距离公元210年，刘备不过才实际统治荆州10年，期间还经历了大部分荆州班底是抽入巩固益州，215年孙吴还派兵攻击荆南，刘备迫于曹操攻汉中压力与孙吴签了湘水之盟，让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实力上升确实有限。

关羽败走麦城

但孙吴看到刘备新下汉中，曹操铩羽而归，而关羽又在襄阳打出了水淹七军的史诗级胜利，曹操的五分之一的野战军尽失，“威震华夏”之名响彻了大汉天下，许昌附近义军云集响应。

孙吴据此便错误预估形势，认为刘备实力已超越曹操，此吴蜀联盟的路线已经过时，联魏伐蜀的路线才更合时宜。

关羽作为刘备政权里毫无疑问的二把手、义兄弟，其本身便是荆州势力代表，还手握刘备手底下最精锐的荆州野战兵团，孙权却下令“羽过即斩”，自然招致刘备的极度愤怒。

《三国志》对此有明确记载，“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

盛怒一词，可想而知这在刘备眼里必然是不死不休的争斗了，而孙权听闻刘备起兵还想求和，简直是可笑。

刘备伐吴

最关键、也是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孙吴上下对夺下荆州后的战略选择不清楚。孙权仅袭取荆州、取得夷陵胜利后的220年，曹仁被召回宛城、襄阳空虚之时，乘机派部将陈邵占领襄阳的唯一战果(并且很快又丢了)，其余时间都相当于“挂机”或给对面刷人头的状态，无愧后人嘲讽为“孙十万”的名号。

后面的打合肥也只是贯彻划江而治的目的，更别提复现关羽北伐“威震华夏”的成绩。

而经此荆州、夷陵大战，蜀汉政权不仅失去了北伐的重要支点，更失去了刘备这一灵魂人物，孙权势力彻底退化为割据势力，孙刘政权自此在事实上都丧失了与曹魏争霸的机会和资本。

由此可见，评价东吴夺荆州属于“战术上的小成功，战略上的大失败”，是极其中肯的。

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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