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智亚:重庆,30年间的城市影像记录与观察

构筑空间 2022-08-03 14:05:18

以文字纪实,以对话启发。

这里是《建筑档案》对话现场!

重庆市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主任委员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

历史文化学者

曾任

重庆市渝中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

重庆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何智亚

一位重庆资深学者曾在他书中,这样写到:“重庆城,可能不是那么唯美、精致,甚至不那么完善、规矩;生活在重庆的人,可能会对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抱怨,但他们却总是痴情不改,始终迷恋着这座城市独有的烟火气息、人情世故、山环水绕。”

“我自幼生活在重庆城市中心的解放碑,从小听着解放碑的钟声长大,对重庆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依恋。几十年来,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并参与了重庆的变迁、建设和发展。回望过去,留下许多难忘的故事和感悟。”

上山,下乡,进工厂

老三届的“知青岁月”

1966年我高中毕业于四川省重庆市第20中学。我们那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大多有两个身份,一个叫 “老三届”,一个叫“知青”。所谓“老三届”指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在学校读初中或者读高中的学生,他们中现在年龄最小的也是68、69岁了。

1969年,大批学生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他们又多了一个“知青”的名称。

2015年4月返乡,当年住过的土房已成一片废墟

2015年4月返乡,在当年我的自留地前留影

我是老三届高66级,“文革”爆发后,停课闹了三年“革命”。1969年3月下到四川资阳农村下当“知青”,1972年3月招工进入重庆钢铁公司第四钢铁厂。我到钢厂的第一个工作是运输工,那是一个吃苦的体力活,抬电焊机、氧气瓶,用板车拉笨重的铸铁件,轻则几十公斤,重则几百公斤的东西,全靠肩扛或板车拉。好在当搬运工时间不长,毕竟我是“文革”前高三学历,车间主任“惜才”,安排我做了“以工代干”。

“以工代干”是当时的特殊名词,简单来说就以工人的身份做干部的事情,当然工作比工人轻松多了。那时技术是很吃香的,有了技术才是铁饭碗,我还是想能学到一门技术。于是经车间主任同意,我到车间电工班当了3年维修电工,一直到1978年考上大学。

45年岁月变化:与农村青年合影——上图1972年,下图2017年

1977、1978年恢复高考

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参加了1978年高考,进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大学4年毕业后面临着分配的选择,那时候大学生基本是统一分配。我作为带薪学生,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留校当老师,二是参加统一分配,三是回原单位。我选择了回原工作单位。当时有几个考虑,一是我“文革”前就是高三,进大学年龄比其他同学大,留校没有年龄优势;二是我已结婚,爱人在重钢四厂,也有了小孩;三是回工厂对我是轻车熟路,有较好的发展前途。

1981年3月29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第八届学联代表合影,上左第一人为笔者

大学毕业回工厂,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之前是工人,现在是是干部。我大学专业学的是工程机械,回厂后,正好遇到工厂主要设备轧钢机的改造升级,因为我是从工厂出来的,对厂里的设备、工艺、产品非常了解,自然也不会像一般大学生分到工厂开始只能做些一般性打杂工作。因此,一回厂我就直接从事设备技术更新改造设计,这一段工作对我锻炼很大。

那时的设计师没有计算机,更没有电脑,就是一块图板,一把丁字尺,一个计算尺,一盒绘图笔、几本设计手册。我喜欢设计绘图的感觉,在大学时绘图、制图、工程字就是我的强项。看到自己设计的图纸经过车间加工变为成品,然后装到机器上去,这个过程真的很有成就感。我一个月可以出3到4张零号图纸,每天忙于绘图,乐此不疲。机械设计比建筑设计更复杂,它绘图的精密度、细部、剖面图要求更高。

1983年,重钢四厂设计科,向老工程师聂天府请教

在重钢四厂的设计工作经历,对我后来从事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帮助很大。我在渝中区建委、区政府工作时,在主持一些重点工程项目中,我随便手绘了一些图,搞建筑设计的设计师感到惊讶,他们学的主要是电脑制图,手绘能力就要差一些了。

后来,我被提拔为厂工会主席,进入了厂领导班子。在任厂工会主席期间,作为有3500多职工的大厂,我领导的工厂职工摄影活动,被重庆市文化局授予“重庆职工摄影之厂”的称号。

重钢四厂业余摄职工影队伍和重庆市摄影家协会在綦江古剑山合影

从读高中就开始的摄影爱好跟随了我一辈子,为我用摄影记录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几十年的经历,我感到影像记录太重要了,可能一次不经意拍摄的照片,10年后就成了历史记录,20年后就成为重要历史影像,30年后就成为珍贵的历史影像档案。

1983年我的摄影器材装备:一个日产美能达MINOTA、一个国产海鸥DF

从“工厂”到“主城渝中区”

经历了重庆直辖的翻天覆地

1986年10月我从重钢四厂调到渝中区。当时调动有一个背景原因,1984年前后,中央提出干部“四化”,即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那时政府部门一些领导学历偏低,毕竟我们是“文革”之后第一批大学生,非常受重视。上世纪的77、78级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中不少人成为国家科学技术的骨干力量、中坚力量。

1985年,重钢四厂厂领导班子合影,后排右一为笔者

渝中区是重庆城市中心区。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特别是1997年直辖之后,渝中区率先启动了大拆迁、大开发、大建设。当时我作为分管城市规划建设的副区长,正好赶上了这个快速发展的时期。1992年之后重庆城市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上世纪70、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渝中区50多万居民拥挤聚居在仅仅9.3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居重庆之最。解放碑地区除临街的商铺、餐馆、办公楼、宾馆外,背街小巷房屋密密麻麻,住满了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平方米左右的不在少数。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普遍很差,渝中区确实需要有一个大的改造和变化。

渝中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居住状况

重庆的客厅“解放碑”

让市民看到直辖之后的城市嬗变

1997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重庆成立直辖市的提案,这给重庆人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满怀期待,似乎直辖后一切都会很快变得更好。

对面人民群众极高的心理需求和盼望,政府必须在短期内有所作为,让市民感受到直辖后的变化。如何寻找一个突破点、亮点、兴奋点,让市民看到直辖后的变化,增强对直辖市的信心?领导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在既有厚重历史又是城市标志又是商业中心的解放碑建设一个市民步行街。

解放碑(1992年拍摄)

当时提出的这个想法令人振奋,渝中区极力支持、拥护,希望马上付诸于行动。我也摩拳擦掌,激动兴奋,希望亲自参与项目建设。但是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许多矛盾接踵而来。首先,负责城市交通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市政管理部门、电车公司、市公用局提出:解放碑是城市中心交通枢纽,好几路公共汽车、电车必须经过解放碑大十字。解放碑是全市商业中心,一到节假日,大量人流通过公共交通到达解放碑。若轻易改变解放碑的交通,将会造成极大的交通组织混乱。

不仅如此,当时解放碑天空各种管线密如蛛网,涉及到电车、电力、通讯、电讯、路灯等多个部门,全部下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步行街还需要对解放碑临街建筑立面进行整治、装修,这既要众多商家出钱出力,还涉及装修搭外架与步行街施工的冲突;解放碑当时还有4家长途客车始发站必须要搬迁,但迁到什么地方是个大难题;还有在整个步行街施工中,不能阻断交通,要保证周边商家的正常营业和行人的正常通行。这些问题,都给建设工程增加了不少压力和不可控因素。

解放碑旧貌(1996年拍摄)

1997年5月20日,重庆市委、市政府召开高规格专题会议,当时我任渝中区政府副区长,参加了这次关系解放碑步行街建设决策的重要会议。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力排众议,决定立即建设解放碑步行街,工程名称为“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

受区委、区政府委托,我任负责现场工程建设的常务副指挥长。1997年8月正式开工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到现场和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研究处理各种问题。会议在现场,解决问题在现场,接待群众上访在现场,中餐、晚餐吃盒饭在现场,晚上也会在现场。

1997年12月26日晚,在解放碑步行街留影

在整个工程期间,在市委市政府和渝中区的高度重视下,建设者们团结一心,努力奋战,确保质量,抢抓工期,在面临诸多困难和制约因素的条件下,仅用5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24000平方米面积的解放碑步行街工程建设,现在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解放碑步行街成为重庆直辖后第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形象,也成为先于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的中国西部第一条商业步行街。步行街建成后,笔者接待了一些来自香港、北京、上海和兄弟省市的领导,他们都惊叹于解放碑的巨大变化。从一个小小的解放碑而对重庆刮目相看,可见解放碑步行街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刚建成的解放碑步行街(1998年1月拍摄)

重庆的第一个城市广场

朝天门广场

朝天门旧貌

解放碑步行街,1997年底建成后,大大提升了年轻的直辖市形象,提振了重庆市人民对直辖市的信心和希望。1998年初,市委、市政府决定趁热打铁,启动朝天门广场建设。1998年2月,市政府任命我担任重庆朝天门广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全面主持重庆朝天门广场设计施工组织指挥工作。朝天门广场要求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开放,工期非常紧,还要受到春季、夏季涨水的严重影响。我不顾一切,全身心投入了这个全市人民瞩目的重点工程。

朝天门广场开工仪式

开工仪式上与设计师兰京(右)合影

在朝天门广场工程建设进行之中,重庆市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多次到现场视察指导,重庆朝天门广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甘宇平数次召开现场工作会议,听取建设指挥部汇报、检查督促工程进度。

在工程关键时刻,我吃住都在现场。在抢抓工期前提下,我对工程质量提出了严苛的要求。为了保证广场砖铺装的整体效果,我要求用双线控制广场砖的留缝,误差不得超过1毫米。朝天门广场到江边的大梯道呈弧形围绕长江、嘉陵江,为了保证观感,我要求用钢模板来浇筑铺砌梯道的水泥块,每块尺寸误差控制在2毫米之内。由于梯道水位标高低于海拔180米,每年汛期会被淹入江里,为确保其稳定性,对梯道基础进行了反复的夯筑。至今,历经多次大洪水,水泥板梯道依然稳固如初。

建设中的朝天门广场

1998年12月31日,朝天门广场举行竣工开放仪式,时任四大班子领导为江泽民书记亲自题写的“重庆朝天门广场”揭幕,广场建设者为朝天门广场剪彩。开放仪式结束后,近10万人涌入朝天门广场。

朝天门广场开放仪式上,与重庆建筑大学祝家麟校长、姚木远副书记合影

为了鼓励、发扬、宣传朝天门建设者创造的奇迹,市委专门组织写作组,总结提炼出“团结协作、责任至上、敢打硬仗、精益求精”16字的朝天门广场精神,号召全市人民学习朝天门广场精神,进一步推进重庆直辖市各项工作和建设。1999年国庆,朝天门广场被评为建国50周年10件大事之一。

1998年12月31日 朝天门广场开放后的盛况

历史的瑰宝

重庆湖广会馆

湖广会馆旧貌

另一个让我觉得很有价值和成就感的就是重庆湖广会馆修复工程。重庆湖广会馆是全国城市中心区现存最大规模的古会馆建筑群之一,是清代重庆繁华商埠的历史见证。

迄今为止,重庆湖广会馆修复工程无论从文物价值、历史底蕴、建筑规模、修复效果、社会知名度等方面来看,在重庆市、乃至全国都是具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古建筑修复的精品工程、样板工程。

湖广会馆旧貌

从1998年起我开始关注湖广会馆,组织对湖广会馆历史建筑进行调查,并向渝中区政府、重庆市政府建议,将湖广会馆作为母城历史文化的重点项目。从1999年到2003年,我和其他专家学者,利用各种机会介绍、宣传湖广会馆,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市政府和高层领导的关心支持。

2003年2月16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考察湖广会馆,对湖广会馆的价值给与了高度评价。之后,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副书记邢元敏、市政府王鸿举市长先后到湖广会馆视察。他们非常重视,并由市委办公厅发出《重庆湖广会馆抢救性保护开发专题会纪要》,明确我作重庆湖广会馆修复工程总协调人。

2003年11月7日,我们向山西、陕西、河南、浙江、四川、北京的建委、文物局发出协助函,请求推荐文物建筑修复专业施工单位。经严格筛选,最后由山东曲阜园林古建公司、北京房修二古建公司、山西省古建筑工程公司分别获得三个标段的施工权。这三家施工单位都是长期从事古建筑保护修缮工程,在全国具有一流水平的古建筑施工单位。

为了将重庆湖广会馆成为古建筑修复工程的精品,我们确立了修复理念、原则、标准,坚持把“依靠集体智慧,尊重专家意见,反复研究思考,务必精益求精”作为修复工程的指导思想。重庆湖广会馆的保护修复,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关注和支持,他们委托意大利ARS公司的专家,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多次到修复现场开展技术咨询工作。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师生在湖广会馆现场测绘

作为项目总协调人,我一直坚持用敬畏的态度,严谨的工作,亲历亲为的方式去保护、修复湖广会馆。在修复工程正式开工到竣工开放近两年时间里,我每周坚持至少去两次现场,会同建筑业主、设计、施工、监理、跟审等单位,现场研究协调解决各种问题,算起来不下100次了。

何智亚在湖广会馆现场

2005年9月11日,我们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到重庆,参加湖广会馆修复工程验收会。国家文物局专家组7位全国知名文物、建筑专家罗哲文、王景慧、晋鸿奎、吕舟、张之平、张宪文、黄滋参加验收。专家们对湖广会馆保护修复工程效果给与了高度的认可,一致同意通过验收。2005年9月29日,重庆湖广会馆竣工开馆。

国家文物局专家验收湖广会馆修复工程

重庆湖广会馆建设和开馆之后,我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研究,历经1年多,撰写了25万字的《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专著,于2006年4月出版。该书广泛引用正史、族谱、档案、文献,并有实地踏勘考察所得资料,组织、参与工程的切身体会和收集、拍摄的照片,描述了清代重庆以“湖广填四川”为代表的移民史、会馆史,展示了古建筑修复的理念原则、技术方法。现在看来,我是有幸赶上了时代的脚步,也感谢上级领导的信任,给了我这一个难得的机会。

修复后的重庆湖广会馆全貌

吴良镛先生考察湖广会馆

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考察湖广会馆

做一名城市记录者

用脚丈量城市,以影像记录老城

1992年初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各个城市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建设浪潮。当时渝中区拆迁建设的规模、速度处于全市前列,也取得了不菲的成果。拆迁建设历时20余年,解放碑地区终于蝶变为现在的中央商务区。

在大拆大建过程中,我看到有些老街区、老建筑,本来可以通过修补,整治、修复的方式让它延续下来,但还是被拆了,感到很可惜。比如临江门的拆除,现在想起来也非常遗憾。在上世纪90年代,拆迁开发建设的步伐不可阻挡,能够有保护传承观念的人真还不多。在此背景和认识下,我开始有意识用镜头、用文字记录逐渐远去的故城、街区和建筑影像,尽可能留下一些城市的记忆。

2000年,何智亚在渝东南考察古镇

我利用工作之余、双休日、节假日,用脚步去丈量城市,用影像去记录老城。一个片区要拆迁,我会提前去把影像资料拍摄记录下来。当时没有数码相机,都是用胶卷拍摄,晚上在家里卫生间改的暗室冲洗胶卷,放大照片。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直至本世纪,我留下许多影像记录,这些记录现在都成为珍贵的城市影像档案。

2002年,何智亚考察拍摄四川古镇

我的城市影像记录从老巷子,到古镇,到重庆老城,再到重庆民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结合多年拍摄的照片资料,我开始收集、考证、查找大量历史资料,从2000年至今,我先后出版了9部著作,7本是自己写作的关于重庆本土历史和建筑著作,两本是主编的著作。

出版的7部著作

主编的两部著作

2000年12月,我出版了《重庆老巷子》摄影集。《重庆老巷子》出版后,引起了一定社会反响,关注重庆老城的人不断增多,社会各界对保护老城历史街区的呼声也一直不断。

重庆老巷子 保节院石梯

2000年初,我开始关注面临改造的古老场镇,企图去寻觅、探讨巴渝古镇独特的建筑风貌和文化内涵。历时3年多时间考察拍摄,于2002年3月出版了《重庆古镇》,为重庆古镇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2000年,南岸区开始兴建滨江路,房地产开发也随之加快,沿江大片老房子被拆除。在南岸考察拍摄中我发现,南岸老街空间形态之独特,传统建筑数量之多,历史文化积淀之厚重出乎我意料之外。此后几年时间里,我多次到南岸老街拍摄,始终感到有拍摄不完的题材和内容。

南岸老街

2003年1月3日,远去的家园摄影展开幕式致辞

2003年初,江北城开始拆迁,作为联系此项工作的政府官员,我参加了拆迁动员大会,当时要求在一年左右完成拆迁。时间十分紧迫,必须抓紧留下资料。拆迁动员大会之后,我先后几次到江北城,赶在拆迁完成之前,把江北城较为典型的历史建筑和街区留在黑白底片之中。2010年9月,结合之前拍摄的渝中区老城照片和考证资料,我出版了有22万字,582幅图片的著作《重庆老城》。

江北城

从2009年开始,我又踏上考察优秀乡土民居,探索巴渝建筑风格源头的漫漫行程。几年时间足迹遍布重庆境内险峻之山峦,纵横之江河。尚存的优秀乡土民居往往深藏于山村僻野,许多地方没有正规公路,只有简陋的乡村小路或机耕道,有的还要步行数公里山路,可谓筚路蓝缕,备尝甘苦。到2013年,我基本完成了对纳入计划的几十个乡土民居的田野考察。2014年6月,有28万文字,710幅图片的研究著作《重庆民居》出版。

重庆民居 石柱县河嘴乡谭家大院

在谭家大院与乡干部合影

如果从1992年开始有意识关注、记录城市影像算起,那么我考察、拍摄重庆老城、古镇、历史建筑、民居已经有近30年时间。由于旧城改造拆迁的迅速推进,许多老街、老建筑、老字号在未来得及留下影像之前已经消失,这是我一直感到遗憾的事情。我经常在想,如果能把拍摄时间再提前5年,哪怕是3年,可能还会留下更多反映重庆城市历史原真性的珍贵照片。当然,后悔是没有用的,但愿我们在城市拆迁、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尽可能减少一些后悔和遗憾。

何智亚在巴南区石龙镇乡间作口述调查

何智亚在云阳县南溪镇郭家大院作口述采访

除了记录拍摄之外,我也呼吁、推动、参与了一些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文物建筑和历史文化名镇、传统村落的申报、保护与修复过程。其中包括渝中区老鼓楼遗址、人和门遗址的发现、考古、论证、保护利用方案评审等。

2010年5月2日考察南宋建筑遗址

2012年2月6日,考察新发现的闭门——人和门

2019年11月,我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大型展览《人与城—何智亚城市影像文献展》,社会反响很好。作为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直辖25年重庆城市建设发展的见证者、经历者、参与者,同时也是记录者,这次展览,我用数十年的影像记录、研究成果与重点工程实践,反映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记录了重庆城市发展历史和进程。

通过文献展,引起人们对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更多的关注。这次文献展也是对我近30年来工作的一个总结和回顾。感到欣慰的是,我为城市付出了自己的努力,记录了城市发展的轨迹,为城市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影像档案。

人与城——何智亚城市影像文献展开幕式

嘉宾观看城市影像文献展

人与城——何智亚城市影像文献展合影

我的时间观

在于“我的业余时间”

有人曾经问我,你在职时工作繁忙,怎么能够有时间去进行深入的田野考察和学术研究,还先后出版好几部著作呢?

我认为,这可能有一个时间观的问题。我把一天24小时分为3个时段,即上班8小时,休息8小时,其他8小时。除了上班、睡觉的两个8小时,另一个8小时往往被大家所忽略。其实这8小时大有文章,用好了大有作为。

一般上午9点钟上班,6点半起床,可以利用1个半小时左右时间用于看书、查阅资料、写作等;下午6点下班,回家晚餐后,可以用2到3个小时用于自己的学习、研究工作。一天利用4个小时,两天加起来8小时,也就是说,每两天就比别人多出一天可利用的时间。

何智亚在重庆市图书馆查阅历史资料

另外,1年有115个节假日(双休日加11个法定假日),除了休息、做家务、会亲友、旅游等,你如果能利用其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那就有一个多月,又可以安排去做考察、研究、写作、阅读等事情。其实这些道理大家都知道,关键是要持之以恒,长期坚持,这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了。

2012年1月,何智亚在万州区分水镇考察民居

爱因斯坦说过:人与人的差异产生于业余时间,业余时间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如果你能够把业余时间充分利用起来,集腋成裘,真正可以做成不少事情。

改革开放40多年,作为经历者,见证者,参与者,我有幸赶上了这个时代,也得到许多机遇,积累了许多经历。回顾度过的岁月,我没有为虚度年华而后悔,碌碌无为而懊恼,在时代给我的舞台和机会中,我努力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

2012年8月,何智亚在丰都县董家镇杜家庄园考察

本文图片由何智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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