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是张之洞海防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时期，他一方面将之前的海防思想付诸实践，一方面探索新的发展。在甲午战争的巨大冲击下，张之洞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海防的落后和国力的孱弱，也认识到自己海防思想的不足，在战后发展了其海防思想，并将新的思想付诸实践。

他突破了之前储人才、制器械、开地利海防思想体系，认识到强国富民才是加强海防的根本基础。甲午战败使张之洞清醒地看到，要想有强大的海防，光有先进的舰船武器是不够的。

中国和日本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并不是太远，但却被打得一败涂地，在整个战争中清军所暴露出来的军事调度迟缓、军费缺乏、军纪涣散、武器不精、使用不得法等问题，究其根源是中国贫困、国力不足。

特别是在备战过程中，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使得张之洞预购舰船、枪炮而不得，不得不大费周折借洋款以应急，而又屡屡错过机会，给了他很深的刺激。

甲午战后，张之洞即以强国富民为己任，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相关产业。不仅包括铁厂、枪炮厂、铁路等直接与海防有关的重工业，也包括纺纱、织布、缫丝、内河小轮、瓷器等工商业，他还专门成立商务局，借款给华商，劝导他们开办洋务企业。

在他看来，只有国家和人民富裕了，才有经费来发展海防，才可以推进与海防直接相关的储人才、制器械、开地利等方方面面建设。

甲午之前，张之洞的全部海防实践都是围绕着三大项展开；甲午战后，他的海防实践领域也不断扩大，兴造铁路以及开办织布厂、纺纱厂、缫丝厂、银元局、内河小轮等，工商业发展也和海防实践联系了起来，在官府的指导下，逐步开展起来。

即便是三大项内的实践，也有进一步的扩展。他所开办的学堂数量更多，学习的内容更广；所开采的煤矿、铁矿数量也不断增多等。除了他的海防实践领域不断扩大外，原有的海防实践也得到更深入的展开。他在广东开设造船厂、铁厂、枪炮厂，勘察煤矿、铁矿，开办新式学堂，但这些都只是开了个头，有的甚至只是规划，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比如他的铁厂、枪炮厂、煤矿、铁矿都是他到湖北之后，才大规模展开建设的，可以说他的这些海防建设是始于粤而成于鄂。而且这些工厂的开销和规模，远远超出之前他在广东的规划。比如铁厂之前的规划是为造船和造枪炮提供材料。

但到了湖北之后，随着铁路的兴起，铁厂的很大一部分业务，是制造钢轨、铁轨以及铁路所需要的鱼片钩钉等、一切铁料钢料，所造钢铁除了生铁、熟铁之外，还有贝色麻钢、西门士钢等各种钢材；枪炮厂早期的规划是仿照德国连珠十响的毛瑟枪、和克虏伯十二生以内过山炮。

但到了湖北之后，随着国外枪炮技术的发展，张之洞对枪炮制造要求也不断提升，机器不断更新换代，转而制造快枪快炮。除了造船没有扩展外，张之洞这一时期的海防实践无论是广度、深度，都较前一时期有了很大的提升。

甲午战争前，张之洞在海防建设上一方面强调师西，一方面强调国造，他对中国的国力和人才还有自信，认为西方只是在器物层面优于中国，中国只要学习制造和使用这些器械就可以了。

无论是军队建设，还是工厂建设，他只聘请洋人为教习或技术顾问，并不赋予洋人核心权力。甲午战争严重摧毁了张之洞这种自信，他发现中国的落后是全面的，他对中国人的习气和素质有了很深的怀疑，展现出要摆脱中国习气束缚，更多地依靠洋人和全面师西的倾向。

在军队建设上，他主张用洋人为将领，中国人只能担任哨官以下职务，基于这种理念，他将军队的指挥权拱手交给了外国人。

在铁路承包上，他主张包给外国公司，认为若给中国人，则旷时糜费、十年难成；在铁厂承包上，他也倾向于包给外国大厂，在联系不到外国厂商承包的情况下，他仍主张至少也要用洋商来比价；连海战他也打算交给俄国人，主张与俄国结盟，用俄国的海军保卫中国的海疆。这样的主张自然是流弊深远的，很快张之洞自己也认识到了这点。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幻，在今后的军队建设中，他也不再使用洋人为将领。我们只能说某些主张是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失败刺激下的过激反应，但这些也反映了张之洞希望全面向西方学习，迅速向西方靠拢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