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近似于现代的大陆法系系统，以严格适用成文法典，作为法律的适用原则。中国古代的成文法典肇始于《法经》，终结于《清律》，拥有完整的内在发展逻辑，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体系的基石；如《唐律》等成文法典，对于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塑造了东亚地区的法律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受限于古代法律发展水平，中国古代法律体系，长期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令、科、比、格、式、敕、诰、例等形制的法律条款，以弥补成文法典的适用缺陷。在各种形制格式的法律条款当中，判例作为灵活性和可用性较强的法律形式，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当中，属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长期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国形成了以成文法典为主、判例为辅、拥有多种法律形式的法律框架，充分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建设。成文法典和判例的良好结合，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体系的重要特点，对于中国古代的司法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的判例，和现代意义的判例，存在一定的概念差异。现代意义当中的判例，主要指英美法系当中，以遵循先例的判例法作为法律适用原则；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当中的判例，是指经过特殊程序认定，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司法判决。

判例的形成和发展，实际早于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出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成文法典，一般以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为形成标志。战国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通常以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且存在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判例作为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时期的法律体系当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司法适用地位。

氏族部落时期的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神权法思想，导致法律体系当中存在大量神秘主义因素，法律适用主要以占卜结果为原则，存在极强的不确定性。氏族部落时期判例的司法适用，主要用以彰显对祖先崇拜的重视，与现实意义的法律适用存在较大出入。

夏代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习惯法的法律系统，判例成为法律适用的主要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夏商西周时期判例的司法适用，很大程度上属于习惯法向成文法典过渡过程的临时性表现。

西周时期判例的司法适用，虽然不具有具体的成文法典作为支撑，仍然属于习惯法的范畴；但是得到官方认可的判例，已经在实质上获得了成文法典的等效地位，具有“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的特殊性。

经过较长时间的司法实践结果，以判例为主要内容的习惯法，逐渐发展演变成为成文法典。成文法典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否定判例在法律实践当中的地位；成文法典的出现，使得判例逐渐取得正式的合法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固有组成部分。

判例司法适用地位的正式化，始见于秦代的法律体系当中。秦代实行法家思想，主张通过严备的法律实现对国家的统治。

秦代拥有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系统，同时承认判例作为重要的法律适用原则，可以适用于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秦律问答》当中曾经多次出现以“廷行事”作为审判依据的记录，即可证明判例在秦代获得官方认可，成为成文法典之外重要的援引依据。

汉承秦制，对于秦代的“廷行事”进行了保留和发展，出现“决事比”制度。“决事比”制度的出现，使得汉代司法适用过程当中，判例的数量和种类远远超过秦代，并且衍生出现“春秋决狱”的法律适用原则。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初期，基本保留了汉代判例的司法适用原则。

判例的司法适用的规范化，最早开始于唐代中期。唐代的成文法典拥有相当成熟的法律体系，使得判例的司法适用范围，相较于汉代及魏晋南北朝，出现明显的缩减。

唐代的法律体系当中，通常以成文法典作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判例仅作为“比附”出现；判例的司法适用，具有严格的流程规则，其来源和援引格式均存在细化要求。

唐代判例的司法适用的规范化，对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且直接的影响。唐代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体系，基本执行以成文法典为第一法源、判例为第二法源的法律适用原则，对于判例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处理。

北宋时期，判例的司法适用，基本沿袭唐代法律体系的逻辑。判例的司法适用范围和数量，均相对有限，主要作为审判过程当中的参考出现。

南宋以及元代，受到社会混乱的影响，判例的司法适用地位再次得到凸显；法律适用过程当中，频繁出现“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的现象，导致判例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大幅提高。

受到宋元之际判例广泛应用的影响，明清两代的法律体系当中，保留了大量判例司法适用的部分，使得判例成为明清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两代的法律系统，基本实行律例合一的原则，即将判例作为成文法典并行条款，对判例进行制度化的汇编整理，使得二者共同进行司法适用；判例的司法适用优先级别，高于成文法典。

纵观中国古代判例的司法适用的发展逻辑，可以认为判例始终处于向规范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并且通过规范化不断巩固其自身地位；同时，判例本身的灵活性和可适用性，使得判例能够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当中。

中国古代社会判例的司法适用，主要作为成文法典的补充出现。判例司法适用的主要作用，基本为弥补成文法典当中，对于特定法律适用范围的空白；在部分情况当中，判例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更符合逻辑和公序良俗的司法解释。

判例的司法适用，对于弥补成文法典当中，部分法律适用范围的缺失，具有重大价值。应当明确的是，成文法典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涵括社会生活的全部方面。

通常情况当中的成文法典，主要为针对某一类法律适用范围，进行相对抽象的概括总结；对于具体的案例情况，不进行细节的法律解释。判例的司法适用，可以有效地解决成文法典当中，未能够涉及或者涉及不全面的部分。

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制定，主要目的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而非实现依法治国。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当中，成文法典的制定，主要侧重刑法层面，缺少对民事诉讼的重视。判例的司法适用，很好地解决了民间生活当中，以民事纠纷为核心的法律问题，为日常生活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判例对于成文法典的补充，包括明确具体的审判援引依据、针对案例内容进行有的放矢的调整、辅助成文法典的司法解释等方面。判例本身的灵活性和可适用性，使得其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相较于固定的成文法典，可以更好地适用实际应用需求。

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案例，通常和成文法典预先设定之间，存在大量冲突。简单地套用成文法典的相关条款，极有可能出现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一般道德认知的判罚结果，导致法律无法实现预期的道德教化功效。判例的司法适用，可以帮助成文法典更好地适用于实际生活，使得在维护法治的同时，体现法律系统的人文关怀属性。

通过判例的司法适用，中国古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有机结合。同时，成文法典的制定和修改，需要经历较长的法律流程。

一般情况当中，成文法典对于社会关系的概括，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导致成文法典可能出现落后于社会实际生活的现象。判例的司法适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于成文法典的进一步阐释和补充，减轻了修改成文法典的工作压力。

通过判例的司法适用，中国古代形成了灵活的法律系统。判例和成文法典的良好结合，使得中国古代能够形成较为优秀的法律体系，帮助中国古代社会实现长期的治世。

判例的司法适用，对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以及中国古代社会本身，存在极其深远且直接的法律影响。判例的司法适用，属于成文法典形成过程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早期的成文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单个判例的整理和汇编结果。

中国的成文法典形成过程，同样存在判例汇编的倾向。单个判例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当中，逐渐经过整理和反复，上升为成文法典的部分；通过重复该过程，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完备的成文法典系统。

同时，判例帮助解决了成文法典无法解决的问题，帮助中国古代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基于成文法典和判例的结合，中国古代社会基本实现了基础的法律架构，极大地帮助社会实现长期的和平稳定状态。

应当明确的是，判例的司法适用，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同样存在深层的负面影响。判例的司法适用的扩大化，无形当中对于成文法典造成了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成文法典的权威性。

判例的优先级通常高于成文法典，因此在实际的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判例的司法适用可能不自觉地凌驾于成文法典，导致法律系统的混乱。

对于判例的过分依赖，通常会催生官僚集团的腐败、不作为问题，同时极大地强化了统治集团对于法律的垄断。以判例作为司法适用原则，在法律体系不完备的中国古代社会，必然存在由于权力差异导致的，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法律垄断，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制的发展。

在法律体系发展不健全的中国古代社会，实行判例的司法适用，属于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判例的司法适用，对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发展，其影响是复杂而全方位的。讨论判例对中国古代法律的意义，必须以具体的时代环境为依托。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同样在于实施。判例作为成文法典的实际应用，体现了法律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判例的司法适用，作为成文法典的补充支撑，体现了社会生活对于法律的影响。

现代中国实行典型的大陆法系，以严格执行成文法典作为法律适用原则；判例在司法适用当中的地位，以及基本可以忽略。判例在现代中国的衰落，不否认其在古代中国的辉煌；现代法律体系对判例的放弃，不否认古代法律体系当中，其仅次于成文法典的地位。

判例的司法适用在中国的逐渐淡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理解中国古代判例的司法适用，才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成文法典的意义。

参考文献

《唐律疏议》

《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