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权的高度集中和政治的极端专制，使士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对致君行道的向往，但也不再过多地去触及政治领域，而是转入思想领域，把主要精力放在探讨理、气、性、命等形而上的命题上，寻求客观普遍的知识和内心的体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崛起，以及恶劣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转型的内在矛盾和强烈冲突，也使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主体意识已经开始突显，僵化的理学教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这也为王学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契机。

王阳明处于这样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期，政治的黑暗和天理的困境，是他不得不去面对的巨大挑战。

千死百难的经历和深刻自觉的思考之后，他认为道的承担者，不能仅仅局限于统治阶级和传统的士阶层，而是可以转移到每个人的身上，由所有人共同承担，这样不仅可以解决理学内在的理论缺陷，也可以用另一种途径，实现他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和重建合理人间秩序的儒家整体规划。

通过自下而上的觉民行道的路线，使一般个体和传统的士大夫一样，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通过致良知完成自己的道德修养，进而可以实现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安定，这是他亲民思想提出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前提。

总的来说，从宋、明两代的政治生态考察，相比宋代宽松的政治氛围，明代的政治环境相对严苛和紧张。尤其阳明生活的明中叶，政治昏暗、党争不断，这使明代的知识分子，在学术路径和政治取向上，与宋代士大夫明显不同。

从儒学的整体发展来看，无论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还是汉唐宋明诸儒，都始终把平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并企图恢复三代之治、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

宋明之前的儒家知识分子，大多对皇权抱有幻想，采取得君行道的方式，寄希望于圣明的君主，自上而下地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使国家得到治理；宋明之后，阻于当时的政治生态和理学困境，儒家知识分子表现出觉民行道的价值取向，并通过对本体的重新规定和理论阐释，实现了对理学的内在超越。

由于当时外部的政治环境、阳明自身的经历以及其思想的变化，才使他有龙场一悟，这正是理学转向的标志、和他觉民行道政治取向的开始。正是理学的双重困境和政治生态的恶化、才使阳明去思考和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而龙场悟道则使他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他首先确立了道德实践的主体，认为道的承担者、不仅是知识分子也可以是普通民众，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致良知的方法体认天理。阳明认为人人都可可以成为圣人，都可以成为理的担当者，这也是他觉民行道和亲民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

当道德实践主体确立之后，他就开始了具体的行动，贯彻他觉民行道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阳明所谓的觉民即是亲民，而觉民行道的实践便是他亲民仁民思想的落实。

余英时把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分为仁宗之世的建立期、熙宁变法的定型期、和朱熹时代的转型期三个阶段，认为两宋的士大夫都有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并指出士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是通贯宋代政治文化三大阶段的一条主要线索。

在这一基本理论预设的前提下，是否可以作出这样一系列的推断：宋代的士阶层是作为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的，到了阳明生活的明中叶，这种情况有没有变化？如果有，那么民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否可以成为明中叶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而这又是否与阳明的亲民思想，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如果有，那么这种关联何在？

可以肯定的是，在明代的恶劣政治生态下，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取向，由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道德实践的主体，已经由士大夫阶层下移到普通民众，而这也使民众具有了承当文化主体的可能，并促进了民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角度考察，这当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学术走向有关，但阳明作为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节点，与这种政治文化的变革有着一定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