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身处宋仁宗时期，三冗问题所导致的积贫积弱之势，已经引起天下士大夫的关注。苏洵于嘉祐元年来到京城，经由张方平推荐被欧阳修引为座上客。次年，两子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一时间三苏名声大震于京城，三人的文章争相为世人传阅。

苏洵在欧阳修的引荐下，先后上书韩琦、文彦博、富弼、田况等人，嘉祐三年苏洵又上书仁宗，历数变法主张，然而均未被采用。苏洵作为苏氏蜀学的开创者，其社会控制思想比起儿子苏轼、苏辙较为粗浅与稚嫩。

苏洵自成年之后，一直有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然而终其一生也未能施展其政治抱负。苏洵出生于四川眉州，较富裕的生活环境，为其提供了读书取士、云游各地的物质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渐渐的形成了其针对时弊的社会控制思想。

针对社会问题中最严重的吏治问题，苏洵提出了有经、有权、有机的选官目标，以及任人唯贤的用人思想，但是却未明确制定出可行的方法。苏洵所设想的高效便捷的官员科考方式，是采取长官负责制。

苏洵将官员的乌纱帽，与其下属的办事效率进行挂钩，再辅以监察官进行监察，以此而达到用力少、而成功多的效用。这种科考官员的方法与效用，不过是苏洵的一厢情愿而已，毕竟沆瀣一气、蛇鼠一窝的上下级在历史中早已屡见不鲜。

远离宦海的苏洵，自然不会意识到这种科考方式的漏洞，也正因为缺少一个行而有效的选官科考方式，他的吏治措施终究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

同时，这种具有空想性的吏治选拔与课考方式，也暴露出苏洵社会控制思想的不完整性——缺少可行的社会教化手段。社会教化，是社会控制思想中必不可缺的一环，其内容不仅仅是法律上的约束，还有学校教育的社会教化。

范仲淹认为，澄清吏治应该从社会教化着手改变，因此将精贡举作为十项政见之一。在庆历新政实行精贡举之前，科举取士以词赋为主，如此取士鲜有明道理之士。范仲淹希望通过取士内容的变化，而澄清官吏，以达到吏治改革的效用。通过教化的方式，以达到更好的社会控制目的、并非只有庆历新政如此。

发生于北宋熙宁时期的熙宁变法也是如此。虽然王安石在推行变法主要从经济方面着手，以达到富国强兵的效用，但是伴随着其新政的推行，也逐渐开始对教化重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熙宁变法，两者都在科举内容方面大做文章，以达到推行改革的目的。苏洵社会控制思想中，之所以缺少社会教化这一重要环节，与其身份有很大关系。苏洵终其一生努力，也不过是霸州文安县主簿，从未身居高位，因此他还未意识到，社会教化对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

虽然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提及当时科举考试内容的问题，但是在其最初推行新政时，并没有对其更改，直至开始变法几年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才修撰完成，并开始逐步推行社会教化。因此苏洵自身的人生经历，致使他的社会控制思想中，社会教化部分的缺乏。

苏洵的社会控制思想的不完善，在其子苏轼与苏辙已有较大改变，但是苏氏蜀学，从未真正成为主流思想而影响后世。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皆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三人之中又以苏轼最负盛名，次为苏辙，最后为苏洵。

由父子三人所创的苏氏蜀学，在北宋中期影响颇大，其以对立统一思想解读《易经》，在当时独树一帜，其文为世人争相阅读。此时世人惊叹父子三人之文并非文采，而是内容。

除此之外，苏洵因为其文章内容太过激进。诚然，苏氏蜀学之后走向衰落，与其自身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然而遭受后世打压，也是其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由于苏氏父子非常强调义利相合，并且明确反对徒义，这与传统儒家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自先秦以来，儒家对义的重视程度逐渐上升，自孔子之后，义利成为水火不容的两种矛盾，后来董仲舒又大肆宣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朱熹，在看过礼非亨则偏滞而不合，义非利则惨烈而不和的观点后，对此非常反感，不发出此数句最难看的评判。朱熹将苏氏蜀学，作为主要批判对象进行辩解，这也就导致苏氏蜀学在朱熹之后的时代中，一直饱受非议而无人问津。

虽然饱受争议，但是《宋元学案》还是将苏氏蜀学列为全书的一章，这也证明苏氏蜀学的实际价值。只是此时苏氏蜀学中的性命之道、处世之道、再也不是世人探讨议论的焦点，取而代之的则是关于三苏的文学功底、以及奇闻异事，实乃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