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董仲舒大一统重要理论基础的天人合一观念，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便已经在当时社会被广泛认知。天地人三道在各自的轨道内运行发展，并不是互相割裂分离的，而是相互对应又相互联系的。这种同与应的相互关系，体现出的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万物的基础，人之道是成就万物的手段，二者互相作用，相辅相成。

董仲舒将和儒家思想最大程度的结合，不仅仅使自己的天人观念，同阴阳五行的运行变化相联系，将社会道德准则内容寓于自然之天的运行规则中，使道德准则必须依从自然天道的发展规律，使天道成为指导社会发展变化的、不变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董仲舒给天赋予了神秘主义的色彩，使其成为创造万物和主宰人间的神，为社会道德标准能够一统于天奠定了理论基础，论证了天道能够指导万物的合理性。

可见，天人相类、天人感应作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理论基础，其对天的自然本源的探讨，实质是在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寻找宇宙观本体论依据。天人相类的观点就深刻的印证了这一点。董仲舒本体论的观点，已经说明天即是人类的本原所在，天人相类则强调了人同天在形体方面的相似。

除了天人相类外，董仲舒还认为，天和人除了外形有相似之处，在情感方面，天和人也是相通的。天同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春天，是喜气，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秋天，是怒气，是万物颓败的季节；夏天，是乐气，是万物生养的季节；冬天，是哀气，是万物凋敝的季节。在道德层面，人与天也是同类的。

除此之外，董仲舒还认为朝廷的政治等级设置也是遵循天道的，天子承袭了上天意志统领四海，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都是按照天之大经所设立的。总而言之，天人相类的提出，更对当朝政治的大一统思想提供了天的本原解释。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合一。

天人相类是董仲舒论述天人感应的前提和基础。物以类动的观点就是建立在相类的基础上的。突出了同类事物的重要性。那么天人之间是如何感应的呢？根据前面已经提到的天人相类，天和人是同类的事物，天有阴阳两端，人的身体内部也有阴阳五行的运行变化。

在互相感应的过程中，天地的阴气变化会引起人的内部阴气变化，反过来，人的阴气转化也能够引起天地的阴气转化。当然，在这种互相联系、互相感知的过程背后，是天的主宰，这种主宰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在天的操控下，使天人感应成为可能。

天与人的相互感应，能够更好的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让人们在天道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各项生产生活活动。作为个体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选择从事符合天道的善行，或选择违背天道的恶行。

当人们不遵循天道的行为被天所感知，天就可以用阴阳、五行等自然因素的灾难对人们进行提示、警告、惩罚，即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说，使人们重新回到应该遵循的天道上来，避免破坏整个宇宙稳定和谐的局面出现。对于统治者也同样如此。

如此一来，对于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论足以为其进行理论性的铺垫，天人合一成为大一统的宇宙论基础。论证大一统政治思想的合理性，已经不仅仅是天子和民众的需求，更是天道的旨意和需要。

在这样的天人关系中，我们既能体会到君权的神圣，天子是天之骄子，承袭了上天的意志，是天在世间的代言人；也能看到限制君权的合理性，天子必须在天道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有违天道的行为都会受到预告和警示。如此，大一统主张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需求，也使人们的愿望和精神有了寄托归处，天人感应的哲学功能得以实现。